为了减少国家债务和赤字，增强企业活力，加速经济发展，1985—1986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和欧共体以外的100多个国家，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私产革命——私有化计划：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股权和资产出售给私人，将国有企业和公共企业转为私有企业、私营企业，将公产转为私产。

过度依赖投资，不仅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危机，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环境污染、腐败和寻租的重要原因。环境污染价格低估，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

2）消费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动力。本文为作者对林毅夫上述观点做出的回应。（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更重要的是，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创新驱动转型，也将自动带来居民收入占比的提升，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消费潜力的中产阶级。一旦政府部门掌握了过大的权力和资源，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

例如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他的论断，显然忽视了欧美去杠杆化影响的长期性以及中国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当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如此写道（发表于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刊，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

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东西方之间）差异并非存在于人的智商方面，而在于文化世界观的不同。在基建开支方面，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尤其是在高铁、高速公路和河渠修建方面。在我看来，那些一向唱衰中国经济的死空头错了。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模式遇上了大麻烦》的文章。

在投资金矿股的ETF中，杠杆程度最高的是小盘金矿股ETF（GDXJ）。关于鬼城，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1994年的新加坡，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已然经历了一段超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经过25年的发展，其经济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和资本实力的推动下增长了不止七倍。自那以来，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了大踏步的前进。实际上，如果美国不向中国学习的话，大宗商品或许就是投资者可能获得超可观收益的唯一来源。最近又有唱衰中国的死空头站了出来。

不过，当金价突破某些重要阻力位时，心理趋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将引发价格暴涨，进而令金矿公司，尤其是小市值金矿公司的股票发力，并跑赢整个大宗商品和其他各个板块。克鲁格曼也以同样的理由唱衰了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等。中国未来生产力和效率增长的基石就蕴藏在城镇化中。我在其中引用了大量关于东西方差异的临床心理学研究。

另一种流动性适中的证券叫做iPath道琼斯-瑞银铜指数总回报基金（JJC），从技术角度讲这是一种交易所交易票据（ETN），专门投资某一类工业金属，并忠实地跟踪其价格变化。我预计，大宗商品的长期上涨趋势在年内将重新确立。

在否定东亚国家经济未来发展潜能方面，克鲁格曼并不孤单，但他肯定是最显眼的那一个。而东方人则更加讲究外围的事物。

正如我在《红色警戒》（Red Alert）一书中写过的，对于中国增长前景的大部分怀疑情绪都是源自东西方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如我此前曾提到过的，水力压裂技术是极其低效的能源开采手段。针对新加坡，他说自己只想知道这个国家跌落悬崖的速度会有多快。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在能够并入智能电网的情况下，效率远远要高得多。换而言之，中国已经为大幅提升其内部能源的生产率构建了平台。基于这种预期，我们偏爱如下几种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一种是Powershares德银基础金属基金（DBB），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最具流动性的方式，来分享铜、锌、铝等工业金属未来的收益前景。

在这方面，投资者需要耐心，但我认为回报是有保证的。如果美国不想看到自己在10到15年内被中国赶超，那么眼下就应该效仿中国。

中国正在开发的智能电网能够同时接纳来自不同类型发电源的电能。一方面它确保民众能够获得更多教育，也应该能强有力地提升生产力和效率，此外它还是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开支的源头，哪怕是用来建设所谓的鬼城。

他错误地假设西方人能够对东方形势进行正确评估。西方人倾向于问别人：你最近为我做了些什么？或者建议别人乘热打铁。

西方人把重点放在行动中心点上。他认为，中国经济这架飞机的增长引擎已经耗尽了燃料，将会一头撞在地上，问题只在于撞得将有多么狠新闻报道里不少土地违规行为，差不多无一例外，都由转为较高效益的居住用地、建设用地而引，还没有一个是为了把土地利用收益由高转低而犯了事的。从2000年到2010年,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新增GDP21.5万亿,其中94%来自二、三产业。

于是，人口大规模流动、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对集体土地需求的变化，就无法通过相对价格的灵敏变动来得到表达。但是属于农村集体的土地，却囿于社员自用和不得自由转让的法律和习俗，基本被隔绝在土地市场之外。

经验说，倘若价格不管用，经济变化的压力就可能寻找其他途径来管用。此推动力，不是来自任何论者和批评者的个人好恶，而是城乡不同土地资源的相对价格，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中悄悄发生的大变化。

所有大案要案，也鲜少会缺少了那么一块地。是的，狄更斯的《双城记》，最光明的时代和最黑暗的时代，到了中国都是因为有了那块地。

我的观察，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可转为非农业用途的土地数量，就构成一个替代性的突破口。简单推断，价格管用的需求量一般是小于价格不管用的需要量的。当然，还有一个效应，土地价格上升了，一般也刺激土地供应量的增加。农业当然也要占很多土地，无奈农业在经济增量中的份额走低，所以就算占地面积不少，但对农地的需求却不升反降。

要不，我们该如何解释似乎突然爆发出来的、象热病一样流行的土地饥渴症呢？君不见，一时间无论天南地北，拿地都是经济战争的最强动员令，也是条条、块块、企业和个人间竞争战无不胜的法宝。舞台铺设妥当，但等大戏开演。

那是一部超强的经济发动机，其强力程度会不会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要由权力的强度及其所受的限制来决定了。先看流动人口，其统计定义是在非户籍所在地生活了6个月以上的人口。

开发商再要多拿地，非付出高于昔日的代价不可。二、三产业的增量占GDP增量的90％以上，是什么概念？就是国民经济越来越靠二、三产业推动，结果就把二、三产业用地的需求大幅度拉了上来。